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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之维
2019年09月21日 07:27 来源:《股票倍投是什么意思社会科学》2019年第8期 作者:郭台辉 字号

内容摘要: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联系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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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联系紧密。西方社会科学在19世纪形成的三种方法论传统——孔德的实证主义、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与韦伯的阐释学,都旨在理解与解决现代性问题,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基于不同的历史观念,三种方法论传统在指导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的结合时呈现三种关系形态:孔德实证主义传统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化”,把历史视为社会科学的论证材料之“用”;韦伯阐释学传统的“社会科学的历史化”,以历史为“体”,把社会科学视为理解历史个体及其行动的方法;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超越体用之争,从物质生产关系出发,揭示自然与社会的历史统一。随着西方学术重心以实证主义为主导,并转向缺乏历史感的美国,非历史性、精确性、实用性的个体行动分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标准,彻底抛弃了历史研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中的重要位置。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以“转向历史”为名,选择性糅合三种方法论传统的历史之维,但仅把历史作为材料与方法,纳入社会科学范畴,没有走出实证主义的窠臼。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危机、经济危机的全球性蔓延, “历史的终结”已成过时论断,西方社会科学面临新的挑战与变革。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重大问题,重建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需要重申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传统,批判实证主义传统的无历史意识,抵制阐释学传统的知识碎片化趋势。

  关键词:社会科学 方法论 历史科学 “转向历史” 唯物辩证法

  作者郭台辉,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昆明 650091)。

  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发轫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甫一兴起就面临科学论领域的内部争论,而方法论的成型是为了理解、批判与化解资本主义发展与法国大革命带来的现代性问题。由于对社会、科学与历史的理解不同,对现代性问题及其化解方案有差异,19世纪形成三种明显不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传统,历史研究在其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进入20世纪之后,学术重心从欧陆转移到英美世界,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历史出现转型,其主要特征是完全摒弃历史意识,普遍切断与历史研究的联系,如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与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的“行为主义”以及经济学的“凯恩斯主义”,都倾向于关注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二战后,随着西方世界的社会危机与新兴国家的革命浪潮频繁,高度分化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共同掀起一股“转向历史”的跨学科潮流,比如“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经济史”、“社会史”、“国家回归学派”、“历史制度主义”等,选择性糅合方法论传统的历史之维,以反思并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问题。立足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论传统及其历史之维,笔者旨在重新认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转向历史”潮流的根本困境,为构建以历史研究为基础的股票倍投是什么意思社会科学提供方法论参照。

  一、西方社会科学的三种方法论传统

  17世纪爆发的“科学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以新的科学思维与方法来探索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自身,使自然科学得到迅猛发展,也催生了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从此,哲学家们开始把物理学和数学的成就,如方法、概念、命题与定律,应用到社会政治秩序的设计与想象。他们用自然科学的分析方法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专门研究人类群体或个体的行为规则、社会秩序和政府构成方式。但是,科学领域内部存在两大传统的分化:培根、牛顿和洛克开创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以物理机械论为基础,发展出观察与归纳的实验科学;笛卡尔奠定的法国理性主义传统,用普遍“数学化”的直观演绎,寻找理性本质的客观真理。这两大传统的冲突不明显,但也未彼此融合,以至于到18世纪,英法启蒙思想家从不同的科学观念出发,建构并想象不同的人类社会政治秩序。

  其中,英国的经验科学传统反对普遍的自然法则,认为道德哲学必定是实验科学,而政治学和法学及其相应的历史研究应以经济科学为基础,采用经验归纳与因果推论的方法,建立以政治经济学为主的社会科学。休谟认为, “逻辑、道德学、批评学和政治学”这些“人的科学” “必须建立在经验与观察之上”, “是其他科学的唯一牢固的基础”。后来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国富论》(1776),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1767)等着作都以休谟的思想为基础。然而,法国的理性科学传统力图在社会政治和历史领域寻找普遍一致的理性精神与法则,要求用统一的数学方法和概念来分析社会政治结构。从此,人口、经济、国家、心灵、习惯等原属于讨论人性、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等抽象话题的环境因素,开始成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比如,孔多塞主张在司法和投票程序中运用数学技术,呼吁建立“社会数学”,阿道夫·凯特莱主张把社会科学视为以统计学为主导的“社会机械学”或“社会物理学”。

  到18世纪中后期,生物学和生命科学迅速发展,并日益得到知识界、政府和大众的广泛认可。狄德罗《对自然解释的思考》(1754)开创了“新科学方法”即生命科学,推动医学研究与道德研究的结合,也促成“社会科学”的雏形。18世纪末是“社会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期”,启蒙哲学家逐渐把“社会”视为“第二自然”,在物理学与生物学主导的自然科学之下建立一门“社会科学”(socialscience)。因此,社会科学甫一兴起,就内蕴科学领域内部旷日持久的数学与物理学、机械论与有机论之争,而且,在社会科学此后的历史发展中,科学论假设与认识论的本质性差异及其争论必然表现为方法论的分化与立场冲突。

  对此,标志性的折衷方案是19世纪前期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传统。他力图通过整合物理学的静力学(秩序)与生物学的动力学(进步),调和经验科学与理性科学、保守派与激进派之间的争论。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为了预测而观察,根据自然规律不变的普遍信条,研究现状以便推断未来”。在孔德看来,个人行动服从于社会整体,社会发展规律服从于更稳定的自然法则,人类社会才能确保秩序与进步的统一,为此,必须发展一个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学科,以所有自然科学的知识为基础,并运用统一的科学方法。这样,孔德以“社会学”来规定社会科学的任务,即寻找支配社会现象的普遍法则和社会运转的因果规律,运用以社会观察为主的,以实验、比较、历史为辅的自然科学方法。

  孔德的实证主义体系是对近代两种启蒙哲学传统的方法论综合。一方面,与孟德斯鸠、伏尔泰一样,孔德吸收了英国从培根到休谟的经验主义传统,强调从个别到一般,对社会具体现象采取观察、实验、归纳和因果解释方法;另一方面坚持法国笛卡尔以降的理性主义传统,重视从分析到综合的推导与演绎,目的是寻找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与自然法则。但是,在历经法国大革命的动荡年代之后,孔德深刻洞察到现代性问题,即启蒙运动过度张扬个体自由而忽视更根本的社会整体秩序与进步,必然带来结构性震荡的社会政治危机。因此,实证主义哲学在认识论上强调人类社会的整体特征,把社会科学从自然科学与道德哲学中剥离出来,明确其知识来源与现实目的,取代此前自然、抽象和理性的个体论,并在整体结构与构成要素的关系中发展出功能论。但在方法论上又主张人类社会秩序应完全遵循自然法则,在具体方法上主张“观察和推理”,把归纳抽象与演绎推理结合起来。因此,社会科学要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和研究的精确性,必须严格应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方法和标准。显然,孔德通过经验、观察与比较的科学方法,把曾被启蒙哲学边缘化的整体论哲学重新带回社会科学的核心领域。

  孔德的实证哲学体系不仅影响到同时代的欧洲知识界,比如密尔的逻辑哲学、斯宾塞的社会学以及“实证史学派”,而且通过涂尔干的扬弃与转换,对20世纪的结构—功能主义社会科学产生巨大影响。涂尔干一方面抱怨孔德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只是停留在概念体系的抽象思辨层次,从而完全剔除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道德判断与艺术想象;另一方面又全盘接受孔德的主张,认为社会科学的唯一任务是解释社会整体的支配性力量及其永恒法则,由此发现社会事实与客观知识。在他看来, “社会事实”是“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定存在的”“行为方式”。当然,涂尔干以完全经验化和操作化的方式研究社会整体结构、运转秩序及其问题,比如结构功能论、有机体论、劳动分工论、作为社会象征符号的语言与宗教、作为社会病理学的“失范”等议题把社会学明确为“皇冠之学”。这些社会事实作为“物”的客观存在,不能还原为不可感知的抽象观念,只能诉诸于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来解释。

  孔德开创的实证社会科学还对当时社会各种相互冲突的现实力量起到重要的调和作用。马克思与孔德都批判地继承了圣西门关于整体重构社会秩序的新设想,把政治纳入社会整体并进行科学考察,寻找人类社会的内在秩序与变迁动力。但是,马克思并不赞同孔德的实证哲学,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哲学”,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也不理解工人为何要推翻资本主义体制,无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相提并论。

  马克思在批判与扬弃的基础上系统综合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社会主义思潮三种近代欧洲的知识传统,发展出历史唯物主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传统。这种全新的社会科学传统总体批判并超越了资本主义观念与制度及其相应的实证主义知识体系。其中,唯物辩证法得益于马克思批判性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辩证法传统,并进一步改造了总体性与矛盾性两个指导原则。黑格尔提出“真理是全体”,“全体只是通过自身发展而达于完满的那种本质”,所有特殊因素与各部分环节服从于作为总体的理念,把社会、政治、伦理、历史与世界全部统一到“绝对精神”的理念。但是,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坚持以唯物论的总体性原则剖析并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模式。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表现有二。一是时间维度的历史总体性。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视为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和社会形态,而每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关系都要历经诞生、展开、危机和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逐渐过渡到新的阶段与形态。二是空间维度的社会关系总体性。马克思既考虑到“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揭示资本主义的总体社会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生产体制是为了满足资本利润和理性计算的需要,逐渐把工人甚至所有社会群体都对象化为孤立的原子。因此,以雇佣劳动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全部社会关系中占主导地位。

  在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统中,总体性原则离不开矛盾性原则。唯物辩证法强调批判性分析社会现象的内在矛盾,而矛盾的对立统一性让事物不断扬弃自身,以新的形式推动社会总体向高级阶段发展。这意味着科学研究不能停留在感性到理性、具体事实到抽象命题的实证逻辑过程。相反,“正确的方法”应该进一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运用抽象思维把握具体的社会实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原则包括,相对于多层多元社会关系的整体有机联系,相对于社会生活各部门与各领域的各种具体制度的总体规范,相对于阶段性历史存在的人类总体历史过程与发展规律,社会内部各领域的矛盾变动及其辩证运动构成为社会总体的历史变迁。

  在总体性与矛盾性为原则的唯物辩证法指导下,马克思的社会科学以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与规律为研究视野,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具体研究对象,旨在成为一个有机的、总体的概念体系与知识体系。而研究社会生活各分支领域,乃是研究作为人类总体社会或者具体社会这一有机体的特殊环节。因此,马克思开创的社会科学传统有其明确的方法论特征。一方面,反对任何决定论的社会科学,既批判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认为李嘉图的“庸俗经济学”仅从社会生活的经验个体出发,片面观察经济问题,也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孔德的实证社会科学把人与自然二分,更反对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整体。马克思认为,自然的历史与科学知识并非独立存在,而是随社会历史条件的具体变化而变化,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延伸。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科学甚至可以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因为自然科学的知识、思维与方法被用来支配人与社会秩序或者提升人的生活质量时,就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比较起来,孔德—涂尔干的实证方法论把社会视为统一、同质的结构实体,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把社会看作人与人之间关系汇集而成的动态总体。然而,不同于整体论与总体论的社会实体存在,马克斯·韦伯主张个体实在论,把社会视为名义的存在,而参与社会行动的个体才是社会的真正实体。在韦伯看来,个体构成为唯一的“社会事实”,“只有在行动的主观意义能够说明其他人的行为并因而指向其原因的意义上,行动才是‘社会的’”。由此,韦伯开创了一种阐释学的方法论传统。其中,社会科学“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从而把社会科学从涂尔干的“皇冠之学”降格为“工具箱”地位。当然,从对“人”的理解来比较,韦伯与马克思一样,都高度关注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但他理解的“人”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类的人”,不能结合成特定的“阶级”群体。相反,韦伯主张独特的、具体的历史个体,其行动承载特定的文化价值与意义,是有目的性、非常规性的意图和动机,由此构成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因此,孔德—涂尔干传统的“社会”是稳定秩序形态的“强结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在其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作用;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是一个“动态过程”,由特定社会关系主导的“经济—社会”领域统摄;而韦伯笔下的“社会”则是个体行动“意义之网”的“弱结构”,归属于“文化”的总体范畴。

  上述三种方法论传统作为“科学革命”的结果,都把“科学”视为一种理解与解释世界的思维方式,反对神学与形而上学。它们充分运用经验、理性、客观的科学思维来理解人类社会的构成与运转,共同关注由法国大革命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带来的现代性问题。不同的是,孔德与马克思乐观地认为,科学可以理解并解释人类社会的普遍历史进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事实。孔德把社会纳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范畴,而马克思把自然与社会视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并统一置于“历史科学”。相反,韦伯以人文与自然的二分法为基础,看到的是科学研究在价值与文化领域的局限性。

  韦伯与马克思一样,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认为在总体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科学地找到一种决定性的因素或因果机制。韦伯认为,“无以数计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纯粹政治的发展过程,不能归结为经济规律,也不能用任何一种经济原因来解释,它们必然共同发挥作用”。同时,学科知识不可能具有超民族的客观普遍性,任何科学研究只能从本民族文化出发,并受制于此。“要是没有研究者对特定文化事实的意义的信念,一切分析具体实在的尝试都毫无意义”。比如,政治经济学看似是跨民族的,但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必然受制约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这种特殊族系性是我们从自己本性中就能观察到的”。因此,韦伯视政治经济学为“一门政治的科学”和“政治的仆人”,要服从“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益”。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特征体现为,“悬置”价值与文化层面的任何争论,权宜性地提炼并运用“理想类型”的特定概念,以“工具箱”的方式,理解与阐释个体行动“意图”中偶然多元的因果关系机制。

  可见,社会科学在西方世界兴起,全然受17、18世纪科学革命的影响,目的是理解与解释19世纪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危机与现代性问题,并且将资本主义问题置于人类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普遍进程中来把握。三种方法论传统的差异源于各自不同的世界观与认识论,以及对社会、人与科学及其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其中,孔德—涂尔干的实证传统与韦伯的阐释学传统分别对应法国与德国的思想文化体系,旨在理解、解释与解决资本主义在两个国家不同时期的社会政治后果,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传统立足欧洲近代思想传统,整体剖析并扬弃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社会的总体兴衰过程与现代性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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